1957年的一个平常黄昏，贵州省务川县濯水镇的村民们正在田间劳作。突然，两名战士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一座普通的农家院落前。他们手持证件，轻轻叩响了这户人家的大门。门内，一个看似平凡的中年男子正在午睡。这个男子在当地已生活了8年，村里人都知道他是个勤恳老实的货郎，名叫刘正刚。然而，就在这一刻，一个尘封多年的惊天秘密即将被揭开。这位在村民心中憨厚老实的刘正刚，究竟是何方神圣？他为何会在这个偏僻的山村隐姓埋名8年之久？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为何会有一纸来自周总理的通缉令，要求＂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＂？

　　1957年11月15日，两名战士将郑蕴侠押解到重庆市公安局。经过详细盘查，这位隐藏在贵州偏僻山村多年的＂老实货郎＂终于露出了真面目。

　　郑蕴侠出生于江西临江一个大户人家，从小接受传统私塾教育。1925年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。在校期间，他表现出色，引起了陈立夫、陈果夫兄弟的注意。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，郑蕴侠被安排在何应钦部下担任上尉军法官，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。

　　1931年，陈氏兄弟邀请郑蕴侠加入＂青白团＂。这个组织表面上是的青年团体，实际却是一个特务组织。郑蕴侠在组织中很快崭露头角，成为核心成员之一。

　　1946年2月重庆校场口事件是郑蕴侠特务身份的转折点。当时，在重庆举行＂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＂。郑蕴侠奉蒋介石密令，带领一群特务闯入会场制造混乱。他们以会场没有悬挂总理遗像和国旗为由，殴打正在台上发言的大会主席李公朴和著名文学家郭沫若。

　　这次事件在全国引起轰动。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，立即下令全力追捕郑蕴侠。然而，郑蕴侠此时已被任命为＂国防部新编救国军第一军＂少将，继续从事特务活动。

　　1949年11月，重庆解放前夕，郑蕴侠带领一支特务队伍负责阻挠进城。在与遭遇后，他的部队溃不成军。郑蕴侠趁乱逃脱，开始了他长达8年的逃亡生涯。

　　审讯中，郑蕴侠交代了他在重庆特务机关的具体职务。他不仅是＂青白团＂的核心成员，还担任过＂中统＂特务组织的重要职务。在他的办公室里，查获了大量关于破坏革命活动的密令和文件。这些文件揭示了特务组织在重庆的秘密网络，以及他们如何策划和实施破坏活动。

　　更令人震惊的是，郑蕴侠供认在1947年至1949年期间，他曾多次指挥特务破坏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秩序。他们采取的手段包括收买、威胁当地干部，散布谣言制造恐慌，甚至策划暗杀进步人士。这些行为给当时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。

　　特务身份的揭露不仅震惊了濯水镇的村民，也让执法人员看到了特务组织的狡猾本质。他们往往披着各种外衣，隐藏在基层，伺机进行破坏活动。郑蕴侠的案例也为后续肃清残余特务分子提供了重要经验。

　　1938年3月，台儿庄战役打响之际，时任军官的郑蕴侠奉命率领部队驰援滕县。在这场中国抗战史上具备极其重大意义的战役中，郑蕴侠展现出了与其特务身份截然不同的一面。

　　在滕县前线，郑蕴侠所在的部队被编入第二战区。他们负责守卫滕县西北方向的一处战略要地。日军在此地发动了数次猛烈进攻，每次都被郑蕴侠带领的部队击退。在一次激烈的巷战中，郑蕴侠的警卫员李长青中弹牺牲。这位曾与郑蕴侠同吃同住三年的战友，在生命最后一刻仍紧握着手中的步枪。

　　战况最为激烈的是4月6日。那天凌晨，日军出动了大量坦克和装甲车，对郑蕴侠的阵地发动猛攻。弹药即将耗尽时，郑蕴侠带领一个排的士兵，利用地形优势，以手榴弹和燃烧瓶击毁了两辆日军坦克，阻止了敌军的进攻。

　　在等待援军的日子里，郑蕴侠在战壕中写下了改编自岳飞《满江红》的诗句。他将原诗中＂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。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＂改编为＂驾长车，踏破富士山缺。壮志饥餐倭奴肉，笑谈渴饮东洋血＂。这首诗很快在前线官兵中传开，成为激励士气的战地文学作品之一。

　　4月15日，援军终于赶到。在随后的反攻中，郑蕴侠率部参与了收复滕县的战斗。这次战役中，他的部队共击毙日军83人，缴获轻机枪6挺，步枪数十支。由于表现突出，郑蕴侠获得了军方的嘉奖令。

　　然而，就在抗战胜利前夕，郑蕴侠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转折。1945年8月，他接受了＂青白团＂的秘密任务，开始从事情报工作。在此期间，他利用军官身份，多次打着抗日的幌子，暗中收集地下党的情报。

　　1946年1月，重庆谈判破裂后，郑蕴侠完全转向了特务工作。他将自己的军事经验用于策划破坏活动，指挥特务渗透解放区。在他的档案中，记载着他如何利用抗战时期建立的关系网，发展特务情报员，打击进步力量。

　　这种双面人生的转变，在审讯记录中留下了明确的痕迹。从台儿庄战役中奋勇杀敌的抗日军官，到后来专门从事特务活动的密探，郑蕴侠的经历成为那个动荡年代的一个缩影。在他被捕后的自述材料中，详细记载了这段充满矛盾的历史：既有保家卫国的光荣时刻，也有背叛革命的黑暗篇章。

　　从公安部门的调查记录来看，郑蕴侠在抗战时期确实立下过战功，其部队的作战记录也得到了当时战地记者的多篇报道佐证。然而，这些抗日功绩并未能掩盖他后来作为特务的罪行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，他选择了与人民为敌的立场，这也最后导致了他后来的逃亡生涯。

　　1949年12月，在经过近一个月的逃亡后，郑蕴侠来到了贵州省务川县濯水镇。这个位于武陵山脉腹地的偏僻山村，成为了他隐姓埋名的栖身之所。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刘正刚，对外声称是四川合江县人，因战乱流落至此。

　　为了掩饰自己的实际身份，郑蕴侠精心设计了一套贫苦农民的形象。他故意将自己的普通话带上浓重的四川口音，平日里穿着粗布衣裳，肩挑货担走街串巷。他的货担里装着针线、布匹、火柴等日用品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将生意做到了周边十几个自然村。

　　1950年春，濯水镇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灾。河水暴涨，村里的木桥被冲垮。正在附近做生意的郑蕴侠，立即放下货担参与救援。他凭借在军中学到的水性，先后救出了三名落水村民。这次救援行动为他赢得了村民的信任。

　　同年夏天，郑蕴侠认识了当地农民邵春兰。邵春兰是个寡妇，独自抚养着一个五岁的儿子。两人很快确立了关系，并在当年秋天成婚。婚后，郑蕴侠开始参与邵家的农活，白天做小生意，晚上帮忙耕种自留地。

　　1951年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后，郑蕴侠因其货郎身份和与邵春兰结婚前的贫困表现，被划为贫农成分。他积极参加村里的各项活动，甚至被推选为生产队的会计。在这个职位上，他展现出了超出普通农民的算术能力，但他总是谨慎地解释说这是做生意时练就的本领。

　　1953年，濯水镇开始筹建农业合作社。郑蕴侠主动请缨担任合作社会计。他设计了一套简单易懂的记账方法，帮助不识字的社员了解收支情况。在他的建议下，合作社还开办了夜校，教社员认字算数。这些举动让他在村里的威望逐渐提高。

　　1954年的抗洪救灾中，郑蕴侠再次表现突出。他组织村民加固堤坝，疏通排水沟，并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，从邻近乡镇调来了救灾物资。这次行动不仅挽救了全村的粮食，还让他获得了乡政府的表扬。

　　然而，随着工作的深入，他的一些细节开始引起村干部的注意。比如，他在夜校教学时经常脱口而出一些文言典故；在制定生产计划时，他表现出超出普通农民的组织能力；在处理合作社账目时，他运用的会计知识明显超出了一个货郎的水平。

　　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每当村里来了外地干部，郑蕴侠总是刻意回避。在政治学习会上，他从不发言，只是默默地坐在角落里。这些反常的表现，最终引起了基层干部的警觉。他们开始秘密收集相关线索，并向上级部门报告了这些可疑之处。

　　1957年初，一位来自重庆的老干部在参观合作社时，偶然看到了郑蕴侠。这位干部曾在抗战时期见过他，虽然郑蕴侠已经改变了很多，但那种军人特有的举止依然引起了他的注意。正是这个偶然的相遇，最终揭开了郑蕴侠潜藏8年的真实身份。

　　1957年3月15日，贵州省公安厅派出专案组抵达濯水镇。专案组在掌握确凿证据后，于次日凌晨实施了抓捕行动。当时，郑蕴侠正在合作社的账房里清点账目。行动迅速而隐秘，整一个完整的过程仅用了十分钟就将其控制。

　　在搜查其住所时，专案组在屋檐下的暗格里发现了一个铁皮盒子。盒子里保存着一份1946年的特务证件、一本密码本和几张发黄的照片。这些物证成为了指证其特务身份的关键证据。此外，在他平日记账的本子夹层中，还发现了一份详细记录当地区域情况的手绘地图。

　　专案组将郑蕴侠押解到贵阳市看守所。在最初的审讯中，他始终坚称自己只是普通商贩。直到专案组出示了从重庆带来的老照片和档案资料，他才开始交代实情。第一次突破性进展出现在1957年4月2日，当天的审讯记录长达36页。

　　随后的审讯中，专案组采取了交叉审讯的方式。他们从台儿庄战役的细节入手，逐步引导郑蕴侠说出更多线日的笔录中，他详细交代了1946年至1949年期间参与的特务活动，包括策划了多起针对地下党的破坏行动。

　　5月初，专案组从南京请来了与郑蕴侠共事过的一位已经投诚的特务。这位证人的出现，让郑蕴侠无法再有任何隐瞒。在此期间，他陆续交代了＂青白团＂的组织架构、活动方式和主要成员名单。这一些信息帮助公安机关破获了多起尚未结案的历史案件。

　　专案组还调取了濯水镇的调查材料。从1949年至1957年的八年间，郑蕴侠虽然没有继续从事特务活动，但他从始至终保持着警惕，并为可能的逃亡做着准备。他积累的人脉关系和对周边地理环境的熟悉程度，都显示出其逃亡意图。

　　整个审讯持续了三个月。期间，专案组共制作了127份审讯笔录，收集了286件证据材料。这些材料不仅还原了郑蕴侠的真实经历，也为研究特务组织的活动提供了重要史料。

　　1957年7月20日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郑蕴侠案进行了开庭审理。庭审持续了整整三天，法庭出示了大量的物证和人证。这中间还包括从南京、重庆等地调取的档案资料，以及多位证人的现场指证。

　　在法庭上，检察官重点列举了郑蕴侠在1946年至1949年间的罪行。根据起诉书，他曾直接参与策划了12起针对地下党的破坏活动，造成23名革命被捕，其中8人被杀害。这些具体案例都有详实的档案记录和人证作为佐证。

　　审判期间，来自濯水镇的证人也出庭作证。他们证实了郑蕴侠在逃亡期间的一些可疑行为，比如经常深夜外出、与外地可疑人员接触等。这些证词从侧面印证了他始终没放弃特务身份的事实。

　　1957年8月15日，法院对郑蕴侠案作出一审判决。判决书详细列举了其罪行：利用军官身份从事特务活动、策划破坏革命根据地、造成革命伤亡等。考虑到其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，以及在濯水镇期间未继续从事破坏活动的情况，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十年。

　　郑蕴侠被送往贵州省第三劳改农场服刑。在服刑期间，他被安排在农场会计室工作。1965年，因表现良好，获得减刑两年。1975年8月，刑满释放。出狱后，他选择留在农场，继续从事会计工作。

　　1978年，已年过花甲的郑蕴侠向农场提出退休申请。他的退休档案中记载着他在农场的表现：20年来，从未发生任何违纪事件，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。他用实际行动表明了改过自新的决心。

　　1982年12月，郑蕴侠在贵阳去世，终年74岁。按照他生前的要求，骨灰被安葬在农场的公墓里。墓碑上只刻着名字和生卒年月，没有一点职务和经历的记载。这座普通的墓碑，成为了这段跨越半个世纪、充满戏剧性人生的最后见证。

　　在他去世后，其个人档案被移交给贵州省档案馆保存。这些泛黄的档案，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缩影：从抗日军官到特务，从流亡商贩到合作社会计，从服刑人员到普通退休职工。每一个身份的转换，都映射着那个特殊年代的历史轨迹。